冯留建 孙海星 | 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建构的逻辑理路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分析其意识形态的演进理路，可以更好地应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同时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转变。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成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建构意识形态的历史经验表明，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把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始终坚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才能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继承创新、不断发展。
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ZDA02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的实现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JD710036)。
作者：冯留建(1965 － )，男，河南新郑人，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孙海星(1986 － )，男，河北邯郸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
意识形态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指导理论，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从理论形态、意识形态向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落地生根”,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积极主动的建构。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传播和普及，并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探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规律，可以更好地应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确保意识形态建设的正确方向。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明确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基础和行动指南，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近代以降，适应古代小农经济的儒家意识形态及其构建的政治上层建筑无法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并在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中节节败退，从而导致儒学的合法性危机日益显现。为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均以失败告终。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各种学说，各种“主义”粉墨登场，当时中国思想界成了新旧、中西各种学说理论的“万花筒”。五四以前中国的先进分子主要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去寻找思想武器，但是中国向西方学习屡遭失败的事实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出的西方文明固有的矛盾和弊端，使人们的“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1](P1470)。而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予了中国先进分子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在关注这场革命的同时去研究宣传这个革命所遵循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P1471)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经过与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论争，凸显了其重要思想价值，促进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于其满足了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在内忧外患、阶级对立、阶级压迫严重存在的情况下，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契合了当时政治革命的需要，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斗争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经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实践推动，不断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由一种理论形态向意识形态的初步转变。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并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中共二大提出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古田会议决议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指导军队和党的建设，延安整风运动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熟和全党认识上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党的意识形态不断丰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意识形态积极能动作用的发挥，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积极的建构。马克思主义能动作用的发挥，需要立足中国国情，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汲取传统文化的思想养料。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学”进行猛烈批判时，忽视传统文化所沉淀下来的价值理念，使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度呈现整体性的紧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传统文化对凝聚民族精神的意义。毛泽东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论证了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P534)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2](P533),取其民主性精华，弃其封建性糟粕。
然而在革命战争年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严峻性也容易导致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在“政治性”上的对立，而造成对儒学文化性的忽略。 但理性上的拒绝，并不意味着思想上可以摆脱儒学的浸润，行为方式上不受儒学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在历史上呈现出典型的二律背反：一方面表现出在政治性范畴内的紧张对立；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在文化实践领域的不断融合。二者的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更多的是以一种内隐的方式存在，在文化心理更深层领域的自觉融合，从而外化为在实践领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结合的自发性和无意识性。在实践当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结合结出的硕果，如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选贤任能思想与党的组织建设原则，修身思想与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经世致用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些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实践当中的结合。
(三)在唯物论基础上注重意识形态革命能动作用的发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积极回应人民的利益诉求，注重发挥意识形态的革命能动作用。“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3](P19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 提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4](P435),在积极开展党内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同时，深入群众，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群众教育。但是，意识形态不是脱离经济基础的空中楼阁，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抽象地谈论革命理论的正义性对于动员团结人民群众起不到任何作用。意识形态革命能动作用的发挥，在于其是否表达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在于其是否与当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意识形态具象化的革命理论成为革命阶级动员民众的号角和与敌人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从理论上再造现实社会，原因在于其符合了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因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5](P1096)。所以“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6](P210)。例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和改进土地政策，不断致力于满足和实现广大民众的土地利益诉求，《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土地改革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与调整，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把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作为自己的革命目标和奋斗追求。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与发展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同时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变。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创造热情和政治激情。
(一)在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中构建主流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后，旧中国遗留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仍然在思想领域占据着一席之地，且根深蒂固，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仍然面临着种种挑战。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正面宣传和教育学习活动，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学习运动，开展《实践论》《矛盾论》的学习教育活动。同时，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和斗争，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批判，以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正面的宣传教育活动和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确立，也有力地配合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顺利展开。
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已基本确立。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仍然对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和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毛泽东指出：“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7](P281)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共产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孕育了伟大的“雷锋精神”“铁人精神”“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这些革命精神极大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破、立结合，确立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
(二)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性”与“文化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国内各种反动残余势力蠢蠢欲动，企图东山再起。中国共产党自身也面临新的执政考验，要时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必须强调政治性，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进行坚决有力的政治批判，以保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当然，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群众的政治热情确实是革命成败的关键”[8](P17)。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既要注重政治批判和政治引领，还要注重文化建构，要与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一般特征和基本规律相符合。历史证明，意识形态斗争扩大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性”与“文化性”的失衡，不但不能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反而会给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挫折。
(三)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调适
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最终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极大地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主流意识形态的巩固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全国人民意气风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涌现了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在工业建设、交通运输、农田水利、科技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但我们也需要看到，“意识形态虽然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是任意的，归根到底是围绕经济关系的中轴线而波动的”[9](P267)。意识形态能动性的发挥终究是要以经济的决定作用为前提，意识形态只有在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情况下，其政治效用才能有效发挥。由于对意识形态能动性限度的准确性把握不足，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主观倾向抬头，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一定挫折。这期间，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急于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我们对于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能动作用，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逐渐偏离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正确与错误相交织的曲折发展态势，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发生错位，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都遭受了一定挫折。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新局面的开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开创了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
(一)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返本开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据社会实践的变化，构建了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10](P112)。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也是在既定方向上的改革、发展，而不是改变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返本”与“开新”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创新理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下，对新形势下新情况、新问题的回答。我们党讲解放思想，是要打破陈旧观念和思想禁锢，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1](P279)。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国情，主观臆想，必须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不能脱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三个代表”既坚持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有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又有利于把社会各方面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含义，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2](P4)。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其目的和宗旨也在于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提下“返本”基础上的“开新”。
(二)经济建设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整合与共进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做到了矛盾关系的平衡。改革开放初期，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党内一些同志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理解，出现了“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意识形态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弱化，意识形态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也意味着将受到西方多元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在总结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教训时，邓小平说：“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13](P287)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全面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有机结合起来，努力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十四大以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辩证地看待和处理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建设的相互关系，在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又充分肯定和重视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14](P85)。同时也警惕市场经济中的工具理性、实用主义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消极影响，不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整合社会思潮，促进主流意识形态在与多元文化共存激荡中不断向前发展。
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随之带来深刻的社会转型，使意识形态领域多元与一元的冲突愈发频繁。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并在党的十七大做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15](P639)的重大论断。其意在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处在“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在更高基础上重新确立的阶段”[16],一方面表现为在改革开放初期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党的领导人从治国理政中汲取传统文化的智慧。邓小平借用“小康”的概念表达“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赋予“与时俱进”以新的含义，吸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智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
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结合还体现在，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塑和影响。中国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即重视真理的实用性、现实性，强调所谓“道在伦常日用之中”。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摆脱了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角度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机与活力。然而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并不等同于实用主义，实用理性不但有注重现实和讲求效用的特征，而且包含对现实的超越精神，“着重在平常的生活实践中建立起人间正道和不朽理则”[17](P123)。一般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中不存在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的紧张，“去创造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理想世界，在地上建立天国，实现大同太平，这构成了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伟大的使命感”[18](P248)。实用理性在将理想与现实区分开来的同时，又将现实与理想统一起来。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13](P137)
四、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继承与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国际国内形势，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全局，对意识形态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判断，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创新发展。
(一)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综合国力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大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认同感。同时我们也需看到，国内外现实环境的深刻变化也给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重大挑战。大国间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外部敌对势力的渗透干扰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国内多样化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挑战日益凸显。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文化安全面临新情况。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9](P153)习近平总书记在辩证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和经济工作关系的基础上，深刻阐明了二者的定位与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要“两手抓两手硬”的实践要求。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脱离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空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理想信念，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效用和信服力就会大打折扣。意识形态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20](P99)。要牢牢掌握意识工作的领导权，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19](P9)。经济发展了，意识形态工作没搞好，丢掉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就会产生“多米诺效应”,思想防线一旦沦陷，其他防线也会接连失守。在国际共运史上，苏共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是苏共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旗帜鲜明地壮大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感召力，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文化观和国家民族观，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要正确把握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特点，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进行斗争，有效防范和抵制西方对华意识形态的渗透，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无硝烟的战争，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21]。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面临着多元社会思潮的挑战。主流意识形态要更好地整合社会，引领文化发展方向，既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制约、规导文化的存在样态和发展趋势，也需要以客观、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9](P170)无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文化心理、文化思维、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重要影响和丰厚滋养，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度认同便难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要占据话语主导权，就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文化层面形成融通。主流意识形态要以文化为“包裹”、为载体，借助文化的弥散性，有效地进行大众化传播。在坚定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性的同时，诉诸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的实现，以文化特色的吸引力、渗透力和感召力来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好结合等方面率先垂范，在赋予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的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更易于为干部、群众所接受，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来阐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用“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来强调共产党员应加强党性修养，时时刻刻用党章来规范自己的言行，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用诸葛亮诫子格言、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来警醒领导干部应注重良好家风的培养。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强调共产党员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掌握其中的精华，进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呈现系统性特征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其演进方式呈现系统性特征。主流意识形态演进以“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战略定位，以“两个巩固”为目标导向，从多个方面、以多重路径展开。第一，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既坚持鲜明的阶级立场，又积极回应人民的现实关切和精神诉求。第二，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以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切入点，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第三，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以加强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为抓手，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不断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第四，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以加强思想政治宣传工作为着力点，既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也要敢于亮剑，批驳和抵制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潮。第五，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以话语创新为重要路径，善于借鉴吸收各种文化资源，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9](P156),敢于和善于讲好中国故事，宣传和阐释中国特色，不断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第六，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以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为重点领域，管好用好互联网，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与监管，构建良好网络舆论生态，推动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第七，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以阵地建设为依托，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变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状况，站稳守好筑牢高校这一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五、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演进的逻辑理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总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把握其演进发展的基本规律，才能牢牢把握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更好地应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回顾百年来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进程，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2](P12)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期中国思想界的多次论战中脱颖而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其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革命实践和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
在百年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内涵，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思想僵化；就是要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就是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工作体系”[23],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在于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演进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以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等重要论述，对于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始终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在革命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党的意识形态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这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作了前提性规定。在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动力。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带来了思想文化发展的多元化，但在“党是领导一切的”政治环境下，党始终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话题。然而主流地位的判定标准是政治性标准与社会性标准的统一，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影响力不仅仅在政党国家，更重要的是在社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牢牢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影响力，决不仅仅是依附政权的强制力，更重要的是深入人心的说服力。经济的发展可以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说服力。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社会意识并不是社会存在的简单“复写”和“映射”,经济的发展虽然为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但人们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并不总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社会环境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也会给主流意识形态提出多重挑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辩证把握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要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要不断创新话语形态，推进话语体系创新，丰富教育形式，创新传播载体，做好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有机衔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整合力。
(三)始终坚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上的亲缘性、契合性，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可能性。如道德中心主义与解放全人类的救世情怀、朴素辩证思维和唯物辩证法的形似、“天下大同”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相似性、整体主义的观念、坚持“无神论”等。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结合的过程。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博弈与交融，使之与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样态和现实图景。在当代，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既有助于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有利于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始终坚持人民主体的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利益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主流意识形态立足于唯物史观，既是党的意志表达，又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是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主流意识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就是坚信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坚信党的根基和力量在人民。具体来说，就是尊重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的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宣传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激发人民的革命热情，鼓舞群众的建设热情，激发人民群众所蕴含的改革创新活力，凝聚人心，振奋精神，汇聚力量，不断依靠人民来赢得胜利。主流意识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就是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关注人民的现实需要和利益诉求。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确立，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中国共产党想事情、做工作的重要标准，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体现了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并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表达出具体的价值内涵，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础上，不断巩固和创新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人民为中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等意识形态话语，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诉求，又增强了党的思想政治引领，体现了服务满足人民群众与教育引领人民群众的统一，有利于增强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吸引力，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与支持，不断深化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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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璐杨